《尚书·洪范》记述的是周武王与箕子的对话，其中谈到：“五行：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曰土。水曰润下，火曰炎上，木曰曲直，金曰从革，土爰稼穑。润下作咸，炎上作苦，曲直作酸，从革作辛，稼穑作甘。”传统认为《尚书·洪范》、《尚书·甘誓》是西周作品。疑古派因为战国前著作中“五行”出现的很少，就认定战国前出现“五行”的作品必是后人伪作。这种论证是不妥当的。聂文涛指出，《左传》所说“五材”是五行思想的应用或延伸，而不是“五行”理论的发端。“材”在春秋时期没有“行”的含义。《左传》：“天生五材，民并用之，废一不可”，表明“五行”理论已经具有很大影响。《左传》同一时期的《孙子》中就提到了“五行”，疑古派要证明《孙子》是战国后期的伪作是很困难的。疑古派曾推定《尚书》为汉代作品，但郭店楚墓竹简证明《尚书》确非汉代人伪作的。
　　可以肯定，在战国晚期提出了五行相胜（克）相生的思想，且已把胜（克）、生的次序固定下来，形成了事物之间矛盾、统一的模式，体现了事物内部的结构关系以及整体把握的思想。因为就在这个时期，《内经》把五行学说应用于医学，这对研究和整理古代人民积累的大量临床经验，形成中医特有的理论体系，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　　《五帝》篇中记载：“……天有五行，水火金木土，分时化育，以成万物。其神谓之五帝。”
　　那么，什么是五行，历史上又是如何诠释“五行”的呢？
　　“五行”一辞，最早出现在《尚书》的《甘誓》与《洪范》中，在《甘誓》中是指“有扈氏威侮五行，怠弃三正，天用剿绝其命”。《洪范》中则指出“鲧矱洪水，汩陈其五行；帝乃震怒，不畀洪范九畴……鲧则殛死，禹乃嗣兴，天乃锡禹洪范九畴，彝伦攸叙……。五行：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曰土……”。
　　“五行”在《洪范》中已被明确为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，而且被认为是首要之事。在周幽王时，已将“五行”认定为构成万物的五种基质。在《左传》中也存在着“五行”，在这里，他是被认为是“地之五行”与“五材”、地之生殖密切相关的。
　　“五行”是关乎自然的呈现与持续运作。所谓“行”，郑玄注曰：“行者，顺天行气也。”而《尚书》提到的“五行”则具有一定的象征的意义——“行”。“行”所指称的无非是一种自然的“运行”，是依循着本身之为呈现所固有的一种规则而持续地运动，是一种自然的作为。因此当鲧矱洪水时，帝要震怒，因为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作为，天命之降于禹，是因为禹因势利导以治水，水性基本上就是流，阻流以治，自然破坏水性，坏了自然之性，定会引起天怒，因而也必导致人怨，是以夏启伐有扈氏，认为所行之讨伐是“惟恭行天之罚，左不攻于左，汝不恭命。右不攻于右，汝不恭命……”
　　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，“五行”意味着物质运动；意味着万物之宗。以上古人所云，实际在表达一种思想：不顺“五行”而行，则将如有扈氏与鲧般，为天命所弃绝！虽有点唯心之嫌，但也并非不无道理。遇事依循自然，因事而治，一定会比盲目胡为要来的顺畅。